韩愈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亦是一位勠力国事、为民造福的官员。公元819年，韩愈来到岭南潮州为官，虽然在潮州任职不过八个月，却使后世潮州人思之念之，更将当地山水改姓韩。请随我们走进潮州韩文公祠，去读一篇写在江山之间、写在民心之中的大文章。

左迁岭南 为民驱鳄

我又一次站在了潮州韩文公祠前。

檐角悬铃的清鸣中，我依稀听见千年前长安城头跌落的谏书，如龙泉瓷在夜深人静中开片，又如麦穗在春天的田野里拔节。天地江山之间，这里供奉的何止是“百代文宗”、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韩愈？他是一个让潮州人将“江”“山”改姓韩的好官，是一篇值得所有为政者久久研读的好文章。

唐代的潮州，位置偏远、开发程度低、生存环境恶劣，韩愈说“飓风鳄鱼，患祸不测”“毒雾瘴氛，日夕发作”，是有罪官员的贬谪之地。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韩愈因为在《论佛骨表》中言辞激烈地反对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而获罪，虽被免除一死，但左迁潮州刺史。由于朝廷的命令十分严厉，韩愈来不及收拾，只身一人仓促上路，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《食曲河驿》等多首诗，体现了他贬谪途中的心路历程。

当独自行进了十几天，好不容易走到蓝田关口时，他的侄孙韩湘才匆忙赶到。此时，他的妻儿仍旧在遥远的后方。遥望前方漫长的道路，回望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的家人，再回想起近日的遭遇，韩愈的情绪十分低落。

韩愈于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出发，三月廿五抵达潮州。面对仕途的沉重打击，他没有被打垮；面对小女儿死于贬途的家庭不幸，他强抑悲伤。韩愈不愧是一位继承儒家积极用世精神的硬汉。更硬气的是，他坚决摒弃唐代大员贬为地方官一般不过问政务的惯例，正如他的学生皇甫湜在《韩文公神道碑》中所说：“大官谪为州县，簿不治务；先生临之，若以资迁”，韩愈就像一个按资历刚升上来的官员一样，来到潮州后，勤治政务。

此时的韩愈已是51岁，年迈且体衰，他的余生并没有太多。从京官到贬官，从皇城到边疆，从踌躇满志到前途未卜，韩愈对未来的预想是死在潮州，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中有言：“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

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不经意间，他的潮州之行不仅成为其为官生涯中最灿烂的一笔，更成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标志，使无数后人深深感念，譬如千年后的我。

从文明昌盛之地来，韩愈在潮州看到了差距，也看到了当地人急切的眼神。“德礼为先，辅以政刑”，在此治理方略下，韩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逐鳄鱼。

初到潮州时，韩愈在询问吏民疾苦中了解到恶溪鳄鱼“食民畜产将尽，以是民贫”。依据现代潮州人的理解，那是长及数米的巨型鳄，只要看“祭鳄台”石碑下面的鳄鱼石雕即可明了——鳄鱼驮碑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我的家乡江苏宜兴，同样也有鳄鱼作恶的传说，那是西晋时期，后来被周处除掉，家乡就再无此害。

韩愈立即拟定了驱鳄措施。正如其亲撰的《祭鳄鱼文》所说：“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。其无悔！”当时潮州百姓崇信鬼神，虽深受鳄鱼荼毒，却心生敬畏。为了消除民众的畏惧感，韩愈决定“先祭后杀”。在祭文中，韩愈以刺史身份，要求鳄鱼限期迁徙，否则就要以“强弓毒矢”驱逐。在以“材技吏民”为主的驱鳄大军的努力下，驱鳄之举取得了成效，赢得了民心。

鳄患既除，韩愈的驱鳄之举渐渐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，迅速传播四方，以至在几十年后，平生从未到过潮州的张读也将其收录在《宣室志》中，后又被《旧唐书》改写，因此在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祝之夕，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，湫水尽涸，徙于旧湫西六十里。自是潮人无鳄患。”依我看，韩愈驱鳄的行事风格有点像王阳明平乱，果敢坚毅中透着智慧。

劝农兴学 百姓思之

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主要在四个方面：驱鳄除害、关心农桑、赎放奴婢、兴学育才。

驱鳄之后，发展经济成了韩愈的第一要务。他鼓励农业生产，并将更为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耕种工具引入当地。潮州磷溪镇的金沙溪，相传就是韩愈率人开挖的。

古人科学知识和技术有限，但信奉“效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”，也就是说祭天则天神降临，祭祖则祖先的灵魂就会来享用祭品，于是官员多通过“祭文”向上天祷告。从韩愈在潮州的几篇祭文中，可以看到新刺史为民请命、急于解除民困的至诚之心：他为“天降淫雨”“稻不能熟”而焦急万分；当“淫雨既霁，蚕谷以成”时，他又感到由衷的喜悦……

在元和十四年六月六日祈求降雨的祭文中，韩愈郑重立誓：“刺史不仁，可坐以罪；惟彼无辜，惠以福也。”意思是如果自己不施仁政，或者施政措施不到位，上天可以降罪于刺史，百姓是无辜的，请上天广施福惠给百姓。拳拳爱民之心，跃然纸上。

潮州当时有“没良为奴”的陋习，这是唐代律法所禁止的，但潮州此风未改。韩愈一方面为被掠卖的奴隶赎身，另一方面又颁布命令，使他们成为自由人。

韩愈认为，培育、选拔人才，乃是“为国家树根本之道”，故为君为相者“论道经邦之暇，舍此宜无大者焉”。韩愈到任后，得知州学停办已久，致使百余年无人获取功名，于是大力复办州学，并“出己俸百千（相当于他八个月的俸禄），以为举本”。

讲到办学兴教，潮州人最津津乐道的是韩愈重用赵德的故事。当地贤士赵德中举后，暂未安排官职。韩愈发现了赵德的才干后，不拘一格，毅然提拔他代理海阳县尉，主持州学。

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有言：“始潮人未知学，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。自是潮之士，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，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”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同样道出了潮州后代官员对韩愈的尊崇之情：“凡所以养士治民者，一以公为师。”此后的治潮者无不以韩愈为师，以兴学为首务，以至潮州英才辈出，至北宋已有“海滨邹鲁”“岭海名邦”之誉。也是从北宋起，潮州人便有了“崇韩”情结，他们将恶溪（鳄溪）和笔架山都改姓韩，叫做韩江、韩山，沿用至今。

如果说在京为官的韩愈，在各种奏章、上表中更多的是讲道理，那么主政潮州的韩愈，更多是以实实在在的措施为民除害兴利，从中可见他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、破旧立新的勇气胆识。

清廉自守 文道合一

韩愈刺潮，始终坦荡做人、清廉自守，始终是“我心光明”。

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孔戣出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，韩愈被贬潮州后，他很同情韩愈的遭遇，担心潮州地处偏远，俸禄较少，特以上司身份批给韩愈“每月别给钱五十千”，并言明在“送使钱”中列支。面对这笔饱含上司关怀的津贴，韩愈却婉言谢绝。

在《潮州谢孔大夫状》中，他说自己谢绝的理由有三：一是家眷未到潮州，负担不重；二是潮州偏远贫穷，来往宾客无多，供应有保障；三是“积之于室，非廉者所为；受之于官，名且不正”，意思是将财物积聚于家中，这不是廉者应有的行为；这笔津贴虽出于善意，但从上司那里收受财物，在名义上也是不正当的。由此可见韩愈严于律己、绝不苟且的作风。

谁能想到，这篇文章影响到七百年后一位到潮州任知府的官员。他的名字叫郭子章，明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进士，任职潮州知府期间，他将自己公务之余休息的地方命名为“廉室”。在《廉室铭》中，郭子章特别提到此名来自于韩愈的文章，“取韩子‘受于室则非廉’之句，而倒名之耳”。他还要求自己节省开支、量入为出，“室以内饮食服御，室以外民物交际，约其入以酌其出，谨其出以防其入，皆廉也”。

韩愈刺潮不过八个月，但受到潮州人的尊崇，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八个月的时间内，他做了许多于民有利的实事，更是因为对于“道”的坚守，他一以贯之，一生践行，无论荣辱，无论南北。

《三阳志》记载：“州之有祠堂，自昌黎韩公始也。”韩文公祠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（999年），是我国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完好的纪念韩愈的祠堂。拾级而上，我不由得对原本并不高峻的祠堂产生雄伟巍峨之感。这是设计上的匠心独运，是效果上的出奇制胜。说到底，韩愈在潮州只是刺史，又是贬官，任职才八个月，现实的人性与日后的“神性”尚有距离。填补这距离的是无数的后来者，他们将韩愈的名字共同推向高山仰止的精神高度，因此韩文公祠值得更多的人前来参观、进行解读。

苏轼说韩愈是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，世人多记得前半句而忽视了后半句。韩愈的文章振兴了长久以来的衰弱文风，这不必多说，“道济天下之溺”是说韩愈以正道来拯救天下沉沦、人心坠落。

这个“道”涉及义利观、世界观、政绩观、价值观，包括一个人对于财富、对于家庭、对于百姓和上级的态度，甚至包括对于进与退、破与立、标与本、公与私乃至生与死的态度。

韩愈刺潮，勤政高效，以民为本，尊师重教，克己奉公，终使潮人“独信之深、思之至”，历千百年而怀念不息。韩文公祠内原有一副对联，其中“人心归正道”五个字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：“天意起斯文，不是一封书，安得先生到此；人心归正道，只须八个月，至今百世师之。”

潮州是三角梅的世界。我到达的时节，盛开的三角梅如同跳跃的火焰，正喷散着热情似火的气息。我第一次在岭南看到如此热烈的三角梅，当地朋友说，三角梅的生命力极为顽强，即便生长环境恶劣，依然能扎根生长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所以，三角梅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三角梅还有吉祥、欢庆的寓意。身处潮州，无论是在城市街巷中，还是在家庭庭院里，你都能看见三角梅带来的喜庆氛围、吉祥韵味。这让我联想到了韩愈。他们是多么相像啊，这似乎又为潮州人热爱韩愈增添了一个爱屋及乌的理由。

旅行社的朋友说，近年来潮州愈来愈火了。我不知道这是否与韩愈有关，但我知道潮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一定与韩愈有关。潮州之“潮”，既在于洋溢于大街小巷的时尚潮流，又在于扑面而来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它是一个融合体。就像韩愈，完美融合了“仁”与“义”、“文”与“道”。（吴立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