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文气 振学风 归正统——丘濬与明代文坛革新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 2024-06-04

丘濬(1421—1495年)字仲深,号深菴,出生于海南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(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金花村),时人尊其为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。丘濬一生,历事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四朝,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讲学士、翰林院学士、国子监祭酒、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等职,曾参与《寰宇通志》《英宗实录》《大明一统志》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《宪宗实录》的编纂工作,弘治七年(1494年)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。卒年七十四岁,赠太傅左柱国,谥文庄。

丘濬不仅是明朝成化、弘治年间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和思想家,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。他早负“神童”“读绝”盛名,身后御赐“理学名臣”,史称一代“文臣之宗”。可以说,丘濬的读书和笔耕紧密伴随着他一生的仕宦生涯,他对于文风、学风的思考与实践也在此过程中渐次开展。

博极群书,积学成德为己任

丘濬的文坛革新理念根基为其渊博的学识,而这与其自幼博览群书密切相关。丘濬在明朝宰辅中即以“博极群书”著称,史载他自少至老,手不释卷,举凡六经诸史,古今诗文,九流笺疏之书,以至于医卜老释之说,无不深究。而此种阅读习惯始于其童蒙时期,其弟子蒋冕(1463—1532年)提及丘濬时,称其“自幼有志于学,凡身之所至,耳目之所见闻,心思之所注想,苟有益于身心,有资于学识,有可用于斯世斯民者,无一而不究诸心焉”。事实的确如此,丘濬自小热爱读书,十三岁时已熟读五经,并多方阅览其他领域的书籍。

丘濬家庭并不富裕,《藏书石室记》载,他七岁丧父,家中数百卷的书籍尽数散失,所余书籍也多为支离破碎之残书。由于无法找到可参考或阅读的书籍,而他又对知识有着极度渴望,因此他扩展了阅读来源。一方面“求诸于市肆”,《西园闻见录》载,丘濬无钱购书,便“借诸市肆,虽释老技术亦所不废”。然而市场上所售书籍大多是俚俗驳杂,带来的收获甚小,因此,丘濬亦经常向亲朋戚友借阅,“家贫无书,尝走数百里借,必得乃已”。在借书过程中,丘濬时常遭受冷眼,“甚至为人所厌薄,厉声色以相拒绝,亦甘受之,不敢怨怼”。但丘濬并没有任何怨愤之情,功成名就后,在故乡创建奇甸书院、修造藏书石室,回馈乡亲。

景泰五年(1454年),丘濬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进士,初到京城任翰林院庶吉士,并担任编修。翰林院为全国典籍汇聚之所,丘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极力汲取知识的滋养,因此在翰林院任职的几年光阴,为他的学问奠定了基础。其间,丘濬在其京城居所建立了他的私人书斋,名为“槐阴书屋”。在“槐阴书屋”中,丘濬“日居其间,翻阅书史,口诵心惟。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,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,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,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”。丘濬通过博览群书,提升了他在经史方面的造诣,为他后来改革文风、参议国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。

明代古籍《双槐岁钞》记录了丘濬嗜书之事:“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,自少至老,手不释卷”“家积书万卷,与人谈古今名理,衮衮不休”。读万卷之书,通古今之理,因此丘濬与人交谈,可以“衮衮不休”,被称为“当代通儒”。

返体于正,明道达用纠文风

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,在“太平盛世”的氛围下,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。尽是粉饰太平、歌功颂德、“应制”和应酬之作,诞生的所谓“台阁体”貌似雍容典雅、平正醇实,实则脱离社会生活,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,又少有纵横驰骋之气,徒有其工丽之形。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,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模仿,以致沿为流派,文坛风气遂趋于庸肤,而且千篇一律。“台阁体”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,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,在茶陵诗派的崛起,以及随后李梦阳、何景明“前七子”倡言复古之前,丘濬就已经注意到此弊端。

丘濬生于珠崖,经史知识多靠自学积累。到了北京后,花了三年时间在时任国子监祭酒萧镞门下学习。萧镞专长文学,不重空言,丘濬受此影响亦文风严谨,思想和学术专注于经世致用。丘濬常说的是“作文必主于经,为学必见于用,考古必证于今”“达意而止,质实之中,而有自然文彩,醇然其无滓,绎如其无类,淡乎其有余味”。即为学作文应该遵循经典依时务而作,要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,与之相对应的文风应该是理正气盛、雅正温厚、平易顺畅,而非奇诡险怪、浮华空疏。即便作诗,丘濬也倡导自然趣味,主张“吐词操语不用奇,风行水上蚕抽丝。眼前景物口头语,便是诗家绝妙词”。丘濬将此理念应用于自身创作中,如“帝城品物多佳味,每恨慈亲未得尝”(《思亲》),“孔怀此日归心切,相见他年有命无。最是不堪闻感处,霜天鸿雁夜相呼”(《闲中有怀伯兄》)皆不重辞藻堆砌,但蕴含了极为浓厚的真情实感。因此,得到了后人“口占信笔,不经持择”“为文章不求奇古,平易顺畅可读”的评价。

成化十三年(1477年)四月,丘濬擢升为翰林院学士,四个月后晋升为国子监祭酒(从四品)直至1487年。十年间,身为国子监祭酒的丘濬注意到当时文坛已然出现了不正之风,对此他讲道:“近年以来,书肆无故刻出晚宋《论范》等书,学者靡然效之,科举之文遂为一变。说者谓宋南渡以后无文章,气势因之不振,殆谓此等文字欤?”丘濬致力于整顿当时的写作风气,认为好文风关键在于文章的意旨,文藻措辞则不是考量的重点。因此,丘濬借助与同僚程敏政、王鏊、李东阳等人的诗文唱和,重振平易醇厚的文风,力求“以文章领袖缙绅”,重塑时代风气。

痛抑时弊,取贤纳士肃学林

丘濬作为明朝中期的文坛领袖,同时担任国子监祭酒十年,学子中有不少他的门人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心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,以积极入世的态度,苦苦思索挽救与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策略,不遗余力矫正文风士风。丘濬秉着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精神,提出了一系列“经世致用”的建议,殷切地希望统治者能将儒学思想付诸统治的实践中。由此,他萌发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、阐述儒家治国思想,以达到帮助君王治理国家的想法。在此基础上,他撰写了《大学衍义补》《世史正纲》等多部著述。

但丘濬的理想并不仅局限自身著书立说,更以一代文宗为己任,呼吁读书之人文风要正。丘濬认为,文风的歪曲势必会对科举制度产生显著冲击,倘若在科考过程中出现不合时宜的文章,不仅作者本人将遭受落第之痛,更会给整个科举风气带来干扰。再者,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,定然会影响行政体系的平稳运转,进而为明王朝的统治埋下潜在隐患。因此,丘濬随即阐述了其本人对革除文风之弊的期许:“伊欲正人心,作士气,以复祖宗之旧,使明经者潜心玩理,无穿凿空疏之失,修辞者顺理达意,无险怪新奇之作,命题者随文取义,无偏主立异之非。”

丘濬身为国子监祭酒,还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“命题者随文取义”,不要有偏离正统文风的题目出现。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考生答卷,唯有恪守经书之旨,不求险怪新奇,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。《明史·丘濬传》记载:“时经生文尚险怪,濬主南畿乡试,分考会试,皆痛抑之。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,返文体于正。”丘濬将不良文风形成原因归结于科举制度的不良影响,他认为明朝初年的科举考官出题“深求隐僻,强裁句读,破碎经文,于所不当连而连,不当断而断,遂使学者无所依据,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”。科举士子们必须尽可能专心通读所有经书,才能保证在科考的过程中从容应对,这就导致考生过分关注经典文句的训诂解析,而忽视了治学的根本——经世致用。因此,丘濬的科举文风改革思想旨在净化日渐支离的学风,抵制心学的影响,重塑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。他从不满足于单纯地博览群书,而是心怀济世之志,以天下为己任。故丘濬希望天下读书人应当恪守程朱理学所规划的道德修养体系,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去投身举业,通过研读儒家典籍来探究治世之道,匡正学风的凋敝与政局的衰败,进而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历史使命。

历史学家钱穆曾给予丘濬高度评价:“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,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。”丘濬为官四十载,廉洁自持,恪尽职守,八转官阶,位极人臣,真正做到了“遥从海外数中原”。他不但始终按儒学“内圣外王”的标准衡量自己,以格物致知、读书穷理、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的要求塑造自己。同时,丘濬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,重振醇厚正大之学风,矫正娇柔险怪之文坛,通过自身的影响力,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(管仲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