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及王安石，我们会想到他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姿永载中国文学史册，也会想到他主持的变法。那么，王安石早年的为官经历是怎样的呢？

北宋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王安石到都城汴京参加进士考试，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。随后，王安石至扬州，被委派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。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27岁的王安石改任明州（今宁波）鄞县知县，主政一方，在任近三年时间，这段经历对王安石的一生影响很大。

相关史料显示，王安石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、请教本地长者，对鄞县的农业和水利情况了解得相当细致。他调查后发现，鄞县百姓最担心的事情是缺水——“幸而雨泽时至，田犹不足于水；方夏历旬不雨，则众川之涸，可立而须。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，而旱辄连年”。那么旱情又是如何导致的呢？根据他的调查与研究，他发现旱情是因为水利工程没有抓好而导致，“是皆人力不至，而非岁之咎也”。

抓住了问题的“牛鼻子”后，王安石做出了决定：“乘人之有余，及其暇时，大浚治川渠，使水有所潴，可以无不足水之患。”王安石劝督乡民疏浚川渠，百姓一直遭受旱情之苦，现在来了个要整顿水利的知县，于是都积极响应，“闻之翕然皆劝，趋之无敢爱力”。鄞县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成效，也为青年王安石赢得了口碑。

古代中国以农为本，农民最怕的是青黄不接的春季，常常会发生饥馑，而这也成为一些豪强富户重利盘剥百姓的时机。对此，王安石把鄞县官仓里的存粮借贷给穷苦百姓，并约定秋收后增加少量利息偿还，这样既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、避免遭到高利贷的盘剥，同时也使县衙粮仓里的粮食可以新陈相易，不致霉坏，一举两得，得到鄞县百姓的称颂和上级官员的赞许。

王安石在鄞县做的第三件有影响的事是，据理力争请求免除鄞县百姓要缴纳的“悬赏钱”。庆历九年（1049），为打击制造、贩卖私盐，浙东路转运司提高对检举揭发和缉捕私盐的奖赏，赏钱要求所辖各县分担，鄞县也收到了公文。

知县王安石立即写了封长信给浙东路转运使孙司谏，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，窃以为过矣！”他认为，浙东路沿海诸县滨海滩涂上的民户，以小船为家、以煎煮私盐为生计，官府制定以当地百姓集资来诱使人揭发和缉拿的方法，必会导致其他次生祸患；同时，鄞县百姓不富裕，几乎都是依靠田桑收入，现在强令百姓缴纳“悬赏钱”，会让百姓更加捉襟见肘，有的人家甚至要卖田才能筹到现钱缴纳，这样打击私盐的措施，不是好办法；此外，必定还有不肯按时出钱的人家，州县衙门得派人上门强制收缴，这也不是“为政之道”。王安石从吏治、先王之道和理财角度，条分缕析地说了很多道理，最后建议撤回征缴“悬赏钱”的公文。

北宋的各路转运使不只代表朝廷征收赋役，同时还有监督察举官员的职责，可直接向朝廷奏事，权力相当大，各地官吏对其遵奉唯恐不及，而王安石却能从百姓民生的角度出发，冒着忤逆上官的风险，实事求是地建言，体现出他不同寻常的格局和魄力，他还处处从“为政之道”来考虑问题，更彰显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才干。

由《宋史》可知，王安石在鄞县既施展了所学，又历练了才干，更增加了报国为民的自信。

鄞县任满后，王安石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，他没有像当时多数官员那样，去按惯例申请考试“馆职”来内调京城为官，而是请求继续在地方任职。北宋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30岁的王安石离开鄞县回老家临川，路过杭州，登上飞来峰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：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从中，可以感受到王安石的气度、格局和满满的自信。（李晓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