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雨汉阙

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嵩山是那座有少林寺的嵩山。我也不例外。少林功夫了不起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少林寺的了不起还在于，它是禅宗的发源地，达摩祖师一苇渡江，从西天来到东土，在少林寺中，达摩面壁九年，收慧可为徒，将禅宗传了下去。

嵩山当然不只有少林寺，它的历史与文化内涵，远比我想象得要深厚。嵩山，自邈远的上古时代起，即是华夏儿女心中的一座圣山，它位于天地之中，具有接天通地的功能，至迟在西周初年，嵩山已成为祭祀的对象，从西周至清末，有史可考曾巡狩、祭祀、封禅嵩山的帝王有68位。

古人对于重要的山川皆有祭祀，众山之中，中岳嵩山、东岳泰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恒山、西岳华山这“五岳”的地位最高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间，故以嵩高为中岳”，嵩山地区是夏、商、周三代建都之地、立国之中心，悠游山中，我们常能与那个远去的时代的人物与故事相遇，那么我们不妨先讲讲启母石和启母石前的启母阙。

启母石是一块天然巨石，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传播开来后，它被赋予了神话学上的意义，在汉武帝时一度成为祭祀对象。相传大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，大禹在外治水，涂山氏在家操持家务，是一位贤内助，为了治水，大禹要开通轩辕山，将颍水引入洛水、黄河，无暇回家吃饭的大禹告诉妻子，听到鼓声后方可送饭到工地，他不想妻子看见自己化身成熊的样子劳动，有一日大禹误击了鼓，妻子送饭到工地，终于还是发现自己的丈夫化身成熊，她羞愧难当，逃至嵩山下化为石。神话本就有不可思议之处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其后大禹向涂山氏索要自己的儿子启，“石破北方而生启”。这便是启母石的由来。

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巡祭嵩山，《史记》记载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：“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。问上，上不言；问下，下不言。”嵩山有七十二峰，万岁峰的名字渊源于此。启母石与汉武帝下令修建的启母庙即在万岁峰下。启母庙如今已是一片断砖残瓦，幸运的是启母阙竟屹立千年不倒、留存至今。

阙是设置在建筑入口处的华美建筑，或独立出现，或成对出现。阙提醒参访者，即将进入一个神圣的空间。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汉阙已经不多，中岳三阙启母阙、太室阙、少室阙，是仅存的国家级祭祀建筑用阙，其余都是个人墓阙。打开启母阙保护房的大门，双阙相对，静默无言，据阙铭记载，它们建造于公元123年，距今1897年。

阙身的画像与铭文，在经历了悠长岁月后仍可辨认。画像描绘了大禹化熊、启母化石的神话故事，但更多的是东汉日常生活的景象——头戴毡帽、赤裸上身的男人，双手抱着一长颈瓶，仰面向上吐火，这也许是来自西方的幻术；高挽发髻、长袖如舞的女子，双足跳起，近前是一只腾空而起的球，不必讶异，这便是风靡当时的蹴鞠运动。阙身的铭文，倘若耐心阅读，我们能够辨认出“三过亡入，实勤斯民”，说的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，这篇用篆书写成的铭文，记录了共工、鲧、大禹治水的历史，记录了汉代祭祀启母和大禹时出现的祥瑞，希望后人记住启母和大禹的功绩。

中岳三阙中，时间最早的是太室阙，它的建造时间是公元118年。嵩山主体包括太室山、少室山，祭祀太室山神的太室祠至迟在汉武帝时已经存在，之后发展扩大为中岳庙。

太室阙是太室祠的象征性大门，它在形制上比启母阙更加华丽，太室阙亦由两阙组成，但各阙又分别由母阙、子阙构成，阙身遍刻画像，保存较好的有50余幅，其中既有大禹的父亲鲧的画像，亦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种神兽组成的四灵图。

神话与历史、神圣与日常以拼贴的方式，容纳在古老的汉阙上，站在它们面前，不能不有怀古之幽思，亦不能不感喟其保护之妥当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离开太室阙时已是黄昏，夜幕即将降临，正适合造访观星台。

观星测影

孔子有时在梦中，能梦见周公，当发落齿疏、垂垂老矣时，孔子感叹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周公是上古三代历史中十分重要的人物，他也曾在嵩山地区留下足迹。周公辅佐武王灭商，武王早逝，成王即位，由周公摄政，在这期间，他营建了新都城洛邑。周由西部的蕞尔小邦，一举攻克“大邑商”，统治版图的扩大，要求统治中心东移，周公在镐京之东营建洛邑正有这方面的考量。

但周公营建洛邑还有更深刻的意义。周武王克商后，曾告于天：“余其宅兹中国，自之乂民。”公元前11世纪的某天，周公来到了古阳城（今登封告成），建立了测影台，他“以土圭之法，测土深，正日影，以求地中”，求地中是为营建洛邑提供依据。何以必在地中建都？《周礼》如此解释：地中乃“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时之所交也，风雨之所会也，阴阳之所和也，然则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国焉，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”。

我们今天看到的周公测影台是公元723年唐朝太史南宫说在周公测影旧地而建立的，其后还有周公祠。测影台由两部分组成，梯形石座和立于石座上的“表”，阳光照射到“表”时，会在石座表面投出影子，通过测量日影，可以确定地中，也可以确定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节气，从而确定四季，由于夏至日石座表面没有影子，当地人又称它为“无影台”。

在周公祠后，是一座高大的砖石结构建筑——观星台。它的创建者是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。郭守敬是一个真正称得上“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”的学者，他整理元代大都城水系，开凿通惠河，那时货船可以从大运河直溯至积水潭；今天北京建国门内的古观象台，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，但是可溯源至元代建立的司天台，司天台的建立者之一便是郭守敬。

公元1276年，元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等人创制新历，创制新历必建立在精密的天文数据上，郭守敬等人在广袤的元朝版图内创建了27座观星台，上述司天台是其一，惜乎亡焉，唯有登封的这座观星台至今仍存。观星台是一座高达12.6米的覆斗式建筑，台北面中间开槽，槽底部是长31.2米的“量天尺”。观星台白天可以测量日影，夜间可以观测天象，郭守敬擅长制作天文仪器，今人也许难以理解它们的用途与原理，不过，他的观测实绩深可佩服。

公元1280年，郭守敬等人完成了新历的制作，忽必烈赐名《授时历》，并在第二年颁布天下。《授时历》求得回归年周期为365天5时49分12秒，其精确度与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的《格里高利历》相当，但在时间上早了三百年，与现代科学推算的回归年周期，仅相差26秒。

走出观星台时，讲解员问我听说过唐代的《大衍历》吗，我有些迟疑地回答是僧一行制定的吗，讲解员点头，继而告诉我僧一行修行的寺院会善寺就在嵩山积翠峰下。从周公到僧一行再到郭守敬，这片居于天地之中的沃土，成就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些篇章。

《周易》云：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天文与人文向来是不可隔断而论的，而要领略嵩山地区的人文化成，非到嵩阳书院不可。

问道书院

《宋史·道学传》说：有一日，杨时与游酢问学于程颐，程颐闭眼休息了一会，两人侍立在一旁，不敢惊扰老师，待老师醒来，门外的雪已深一尺了。这是“程门立学”典故的由来。故事中出现的人物，都和嵩阳书院有关，程颐在嵩阳书院讲学，杨时、游酢在嵩阳书院求学。

嵩阳书院在嵩山峻极峰下，因处嵩山南面而得名，我们暂且不提它成为书院前的漫长前史，它得到嵩阳书院的名号是在公元1035年，北宋仁宗景祐二年，程颢程颐兄弟刚出生不久，后来他们都回到洛阳定居，二程故里就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嵩县。二程均在嵩阳书院讲学多年，他们在这里将自己的学问体系化，并传授给弟子们。

在书院讲学期间，程颐与弟子吕大临曾就“中”这个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有一段争论，老师与学生在纸上笔谈，学生并不因为是学生而对老师的观点全盘接受，老师并不因为是老师而对学生居高临下。学生说：“中者，道之所由出也”；老师不同意，认为“中即道也，若谓道出于中，则道在中外，别为一物矣”。学生说：“不倚之谓中，不杂之谓和”；老师以为“不倚之谓中，甚善”，但“不杂之谓和，未当”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程颐这样论中和：“若致中和，则是达天理，便见得天尊地卑、万物化育之道，只是致知也。”

正是经由这样的争论，理学逐渐向精微处走去，到南宋朱熹这里而集大成。朱熹的老师是李侗，李侗曾拜杨时为师，程颐暮年，杨时学成，将要南归，在书院门前的平台上，程颐送别杨时，目送学生的远去，程颐自语：“吾道南矣。”

嵩阳书院作为理学的发源与传播重镇之一而名列史册。理学整合儒释道三家的文化资源而别开生面，有意思的是，在嵩阳书院的前史中，它在北魏时是一座佛寺，在隋唐时是一座道观。在宋代定位为书院后，虽一度复为道观，在明清时得以恢复并扩大规模。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景观，并置于嵩阳书院内。放眼天地之中的这片土地上，儒家的嵩阳书院、道家的中岳庙、释家的少林寺会聚于此，各自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支血脉，它们相互借鉴与融合，共同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微。

站在天地之中，先人的智慧启示我们：唯其持中，方能致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