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，刘备入川，攻取成都，刘璋败降，益州平定，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初成。

乱局甫定，百废待兴，战后重建问题便摆到台前，需要当政者认真考虑。身为股肱大臣，诸葛亮替刘备仔细清理了益州的“政治账”，发现刘焉刘璋父子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。

具体而言，首先，当地派系林立，内斗不已。刘氏父子任用东州人镇压益州人，一方专横跋扈，一方怨恨深重，导致蜀地山头主义盛行。其次，刘氏父子统治二十余年，施政宽柔，法令废弛，官员庸庸碌碌，贿赂公行。再次，就算颇具才华的干吏，也深受不良政风熏染。比如法正，身兼统辖蜀郡、为刘备参谋等要职，性格刻薄，睚眦必报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旁人对他有过一餐饭的恩惠，他都予以报答；若旁人对他有一瞪眼的怨恨，他也无不报复。因缺乏有效法令约束，法正恣意妄为，不顾过失轻重，擅自杀害了不少曾经冒犯过自己的人。

干部队伍不团结、官员们要么闷声贪腐、要么权力任性，一句话，刘备、诸葛亮所接盘的益州官场，政治风气已然坏掉了！

想必此情形对于当前的不少党员干部而言，其实并不算太陌生。有一段时期，往往有些新任命到某地区、某部门主持工作的干部，下车伊始，就发现当地或该部门问题很多，尤为突出的便是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：有人不作为，有人乱作为，政府公信力不足，不少工作难以开展。这局面的形成，前几任领导恐怕难辞其咎。

风气关乎班子团结奋进，风气影响地方长治久安。因此，新官上任，如果要点“三把火”，首要在于抓政风。

那么政风难题究竟该怎么破？倒不妨借鉴一下诸葛亮的“治蜀经验”。入蜀不久，还是那位法正，主动向诸葛亮建言道：“当年汉高祖入函谷关，约法三章，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。如今，您借助权势的力量，占据一州的地方，国家刚刚建立，应该对本地官民施加恩惠，进行安抚。况且从外来的客与本地的主这层关系考虑，客人的姿态应当降低，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，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。”这番话于公来讲，是法正给诸葛亮治理西蜀提供思路；然于私而言，或许隐有代表本土势力希望丞相关照其集团利益之意。

为政以德，最忌不公。诸葛亮自然不会接招，他答曰：“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秦因为暴虐无道，政令苛刻，造成人民对它的怨恨，所以一介草民大呼一声，天下就土崩瓦解。汉高祖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采用宽大的政策而获得很大成功。刘璋糊涂软弱，从其父刘焉那一辈起，刘家对蜀地的人两世的恩惠，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，互相奉承，德政不能施行，刑罚失掉效力。蜀地的人专权而为所欲为，君臣之道，渐渐破坏。给予高官表示宠爱，官位无法再高时，反而被臣下轻视；顺从臣下的要求，施加恩惠，不能的时候，臣下便会轻狂怠慢。蜀地所以到了破败的地步，实在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的。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，法令被执行，人们便会知道我们的恩德。上下之间有了一定的规矩，治国之道，由此便清楚显现了。”

简言之，诸葛亮给出的方案即通过严肃法规来重建秩序，从而督促百官养成规矩意识，那么良好政风自然逐渐随之形成。

围绕此理念，诸葛亮制定了蜀科，作为论狱断案依据。有法可依后，他执法甚严，不徇私情，心腹马谡失了街亭，挥泪斩之，重臣李严误期失责，削爵为民，大将廖立搬弄是非，贬为庶民。再就是诸葛亮以身垂范，律己倡廉，强调“人君先正其身，然后行其令。身不正则令不从，令不从则生变乱”，因此终其一生，家产不过“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”而已。

当然，诸葛亮在改变蜀地政风的过程中，也有其不足之处。如矫枉过正，产生新的冤屈，“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”；与此同时，对于法正、黄皓这样的恣睢之徒，他又失之于宽，缺乏必要的警告与惩戒，身殁后终致宦官祸国。

如今的成都武侯祠大殿之上，有副对联甚是醒目：

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。

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

此三十字，对诸葛亮治蜀得失之点评，可谓精辟。

如今思来，改变一地一部门之政风，自身过硬外，尚需审时度势，辨证施治。风气的变坏，非一朝一夕所致，扭转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这是一项考验主政者真心、决心、耐心与细心的技术活，若没有通盘的缜密考虑，难免再蹈“宽严皆误”的覆辙！（王学斌）